1976年，高三毕业的赵金楼并没有去父亲安排好的铁路单位当电工，而是选择了去农村插队当知青。一年后，国家恢复高考，他和另外四位知青一起准备参加高考。高考结束后，在他认为考试失利导致求学生涯已经断送之际，却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77级高考生：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
知青的那些日子
1975年刚刚开学，任课语文兼班主任的张兴城老师召集高三应届生开会。会议传达了教育部门的指示精神，告知我们高三学生不再继续受课，将分设拖拉机班、电工班和文艺班，面向农村需要大家自选分班，必须学习和掌握一门农村实用技能。
我是被班主任安排到文艺班的，任务比较简单，排练大合唱、演“三句半”和跳“忠字舞”等节目，手握毛主席语录到农村田间地头宣传和演出。高三上了不到半年就毕业了，三角函数等知识还是高考前自学的。
那一年国家已经不再硬性要求下乡，所以旧社会国高毕业的父亲安排好让我去当铁路电工，在那个时代属于相当不错的工作。但是到了6月份毕业季，我还是坚定选择了插队落户当知青。我要独立走路，自立苦炼。
这受母亲的影响较大，她要求我们8岁以后凡是自己能做之事都要独立去做，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缝补衣裳。
离校下乡的场面历历在目，我们两男三女同学胸带红花坐在马车上，师生们敲锣打鼓，夹道欢送，好热闹好激动啊！但是父母都没到场，也没有给我准备被褥，他们对我是失望的。
过去农村生活实在太艰苦了。青年点就是制瓦房西侧一间屋，一个大土炕，中间木隔断，外边住两男生，里边住三女生，土炕还要自己烧。如何吃饭是首要解决的问题，最后商定由同学黄金华做饭，工分大家均摊。
青年点旁边是公用厕所，热气腾腾的馒头一上桌，苍蝇落一层。日制炮弹壳做的钟就挂在青年点旁，特别响，队长一敲，心都要跳出来！
夏天铲地忙季，我们早上两点半起床， 三点半必须出村到地，否则扣工分。黄金华头一天夜里11点半起床做饭，第二天早上两点把面食和咸菜用报纸打包好，每人一份放在桌上，她就去睡觉了。黄金华做的饭菜十分可口，特别是馒头，好吃得不行。前年不幸患癌症去世，大家都非常想念她。
我们夹着纸包，扛着锄头，几乎是边走边睡。大雨浇个透，冰雹手捂头，因为路远旷野，只能忍受。北方农村蚊子特多，抽烟恶习就是这么学会的。
有一次拉小麦，由于女生无力绞紧绳索，只好帮忙，当我帮助第二个同学时，突然感到天黑一片，随之倒下，被紧急送到了大队卫生所，第一次知道这是中暑了。 
在地里割茅草的北大荒知青。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。摄影/翁乃强
北方寒冬，零下30多度，“烟炮”刮得睁不开眼，但也要到野外刨粪积肥。春种、夏除、秋割、冬送，我样样都干过，留下伤疤刀痕无数，下乡使我养成了不畏艰难的性格。从未向父母要过钱，年终工分分红还能给家里一百多元钱，在当时也算不少。
我是高中入的党，又是青年点队长，属于“根红苗正”，不久被选调到县“基本路线教育工队（基教队）”。当时农村条件很差，几个人盖一床被子。
基教队有严格的“三同”要求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因此我对农民有基本的了解。这种艰苦生活对于农民来说是终生的，但是他们仍然乐观、勤劳、乐于助人。农民到了过年才肯杀头猪吃到肉，但是常请我们到家吃“杀猪菜”，唠家常，平时干活帮助知青接垄是常事。这种真诚关爱难忘至今，也使我受益终生。
坎坷高考路
1977年9月，小道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，大家都很兴奋并准备迎战。到了10月，正式听到恢复高考的广播通知，我们5位知青开始挑灯夜战。大家齐努力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教材，但实情是你问我，我问你，都不会啊！高三差半年，基础又不好，加之忘得差不多啦，无奈只好回校求助老师。
那个年代风气真好！老师听说我们要参加高考，比我们还高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随到随问，百问不烦，甚至帮我解题。他们好像无私帮助还不够似的，有时还留我们吃住在家，指导到深夜。
后来，我回去看望老师多次，但还是感觉做得不够。当时自己非常着急，需要补的基础知识太多了，真的是拼了，一周不上炕，困了就趴在桌上睡，醒了再学。
谁都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，只好“自力更生”。午夜虽静，我却烦躁不安，走来走去，举棋不定。昏暗的灯光照着墙壁上仅有的一张全国地图，我凝视着它，渐渐有了思路：第一志愿报云南农业大学园林专业。那时幼稚的想法就是两省距离遥远且又是农科，苦难的知青不会再愿意到遥远的地方读农科，这样基础较差的我或许有望。
考场设在县城，大家只好步行八里，再乘火车，提前一天住在县招待所。考物理那天早饭后，我照例在走廊上背记动量守恒定律公式，太投入了。
忽然，我看了一眼借来的手表，不好，已经开考10分钟！我推门撒腿就跑，那真是拼了命。正值北方的12月下旬，寒风凛冽，雪花飞舞，竟然跑得我头上直冒热气。亏我年华二十，加之天赋短跑，只晚了20多分钟。
监考老师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狠狠地说，“你怎么才来！”，但没拦我。我跑得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不顾一切地径直奔向我的座位。此时的我，张着大嘴，喘着大气，心如敲鼓，手直发抖，连笔都握不住了，身心好久才平静下来。
1978年的高考考场。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。摄影/翁乃强
结果，解题步骤没写全，还有一道力学题没做完。无疑，物理考得最糟。但我真的很感谢他，很遗憾不知道这位监考老师的名字。那年黑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是《每当我唱起“东方红”》。据班主任讲，高考作文满分30，我得了29分，这得益于初中时看过刘厚明撰写的《如何写作文》一书。
高考失利，情绪低落到极点。有一天，同学捎信说，班主任找我有事。我低着头，迈进了老师的家门，还没等我开口，班主任就说：“金楼，有件事现在才告诉你。你是咱校高中阶段唯一的预备党员，我认为你第一志愿填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更合适。因此，我改了你的第一志愿，也希望你能理解老师的期望。”
听完此话，我真是欲哭无泪。心想，完了！我的求学生涯可算被您断送了。此时此刻，填报志愿前师生们议论该校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招生简章上的“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（哈军工）”几个字样至今还浮现眼前。
老师说，哈船院前身就是哈军工，是国内知名省内最好的重点院校。该校政审严，分数高，许多领导的子女都曾就读过该校，是优秀青年人向往的院校。原本填报园林植物专业就是一个或许，如今物理考试的不幸，加之志愿的提升，使得自己认定大学希望彻底破灭了。
没过两天，我的一颗切牙就疼了起来，侧脸肿得老高，像个馒头。我仰望着群星灿烂的天空，问老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，不让我读完高三，高考为何偏我迟到？我不是唯心主义者，但却企盼奇迹的发生，期盼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1978年2月初，邮递员老远见到我就喊，“金楼，金楼，你的挂号！”我急忙跑过去，一看是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寄来的。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此刻反而有点不敢拆信了，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。
这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了，大约只有A4纸的1/3，上面清晰的写道“赵金楼同学：你已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（哈军工）动力工程系内燃机专业录取”。白纸黑字，但我还是又看了一遍。没错！我高喊起来，“录取了，录取了！”连蹦带跳，忘了说声谢谢，忘了一切。
大学岁月
77级入学最特殊，三月初开学。我二月下旬启程，坐了一夜硬座，记得是早上5点多钟下的火车。当时哈尔滨零下三十多度，我戴着狗皮帽子，穿着一件黑色夹克，棉花都漏了出来。背着行李，带着碗筷，独自坐公交来到了学校。
报道之后，王指导员找我简单交谈了几句，任命我担任了77-311班班长，一直连任四年，这很少见。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最小的不足18岁，最大的四川老吴当时是带着两个孩子报道的，年龄相差近20岁。
文章作者赵金楼
那时候上大学不收费，助学补助分等级，我拿的是一等，每月19.5元，学校里的一切开销，教材、牙膏、伙食……都得从这里出。伙食很差，最贵的菜也就八分钱，白菜清水里面搞点肥油，能见到一两片肥肉就非常不错了。
也不是你想买什么就能买，买饭除了给钱还得给粮票。男同学一个月是32斤，根本不够吃，吃完了就得饿着，所以得省着用。这32斤里面只有四斤是细粮，其余全部是粗粮，像南方的学生就受不了它那大碴子，窝窝头，同学们都长得很“苗条”，见不到胖子。
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都想多学点科学知识，十分刻苦，我觉得这四年就是苦心学习，人人都一样。同学们手持卡片是一道亮景，卡片一面是英文，另一面是汉字。
31号海军楼有固定的辅导室，也是四年大家学习的地方，中午大都趴在桌子上休息。同学们从31号楼回到宿舍14号楼大都独立而行，买饭排队长达十几米，都是低着头背单词，非常专注。有些同学“吃书”，买本小英语词典，背会一页撕一页，然后再买一本再撕，现在我看不到此景了。当时那么厚的苏联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，同学们至少做一遍。
在那个年代，大家生活简洁，事也很少。记得只学过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政治课程，学时主要用在专业科学知识上。下午跟晚上从没上过课，只有上午有课，其余时间都去图书馆借书，再回辅导室自习。
哈船院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无论冬夏，6点吹军号，10分钟后要列队点名，跑步千米。定置化管理也是学校一大特色，四年饭桌固定，辅导室固定，座位固定，作为班长曾为同学调座位伤过脑筋。
军工的学生管理是出了名的严格，大学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，一旦被发现同时开除，基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因此，男女双行看不到，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倒是允许。回想起来，倒也有好处，养成了守纪律、做事有规矩的习惯。当年哈船院77级招生总数才600多人，女生不足10%，导弹系全是男生。
当时调皮捣蛋的同学见不到，但是维权意识很强。食堂的饭做得不好了，少斤短两了，为此同学们贴过大字报，画过漫画，罢过餐。有件事给我的记忆最深，在大一下学期，有位50多岁的老教师人很好，但是刚农村下放从教，讲偏微分方程，有时讲错，有时习题不会解了，很尴尬，开始同学们还上讲台帮助解题，后来联名上书炒了他鱿鱼。
我们本科论文（那个年代只有毕业证，没有学位证，所以还不能叫做学士学位论文）做了一年半，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真正做论文的时间又是多长呢？记得指导老师苏文地拿出一本几百页的英文原版《内燃机原理》书说，“你们三个同学拿回去翻译，一个月之后交稿” 。我们得用格纸一个字一个字地、工工整整的写好交给老师，可想翻译后的稿纸有多厚！
从教35年
1982年元月10日，系里管了顿散伙饭，没带学士帽，没有颁证仪式，我就如此简单地本科毕业了。那个时代，毕业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，基本没有挑选的余地。由于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，自然供不应求，加之年龄偏大者居多，因此绝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就业。我开始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国家干部局，后来又要我留校。
留校干了三年指导员（也兼点课），每个男生宿舍我都住一周，实行宿舍标准化管理，因此学生工作一直走在全校前头。时任校党委书记卓明同志在校《船工周报》第5期头版头条发表文章，号召全校师生学习。
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学校党委和省委几次选调过我，曾有过坐“直升机”经历。1985年11月，时任校组织部长李铁民说，黑龙江省120个处级干部候选人中我排名第一，直接任命我为黑龙江省教委大学党委基层处正处长，还把我的档案给调走了。我一个星期没去上任，因为这事李部长还挺生气说，“这不是你个人的事，你去有利于学校发展的”。感觉那个年代你做的怎样，组织上都能看得见，想着你。
我当过动力系指导员、团委书，负责过分配工作，受到的干扰不少，但不愿违心去做。我向校领导汇报说，还是想静静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多看点书，更充实一些，觉得当老师蛮好。
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。从教35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认认真真，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恢复高考后，北京五中参加高考的学生。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。摄影/翁乃强
1976年，高三毕业的赵金楼并没有去父亲安排好的铁路单位当电工，而是选择了去农村插队当知青。一年后，国家恢复高考，他和另外四位知青一起准备参加高考。高考结束后，在他认为考试失利导致求学生涯已经断送之际，却收到了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77级高考生：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
知青的那些日子
1975年刚刚开学，任课语文兼班主任的张兴城老师召集高三应届生开会。会议传达了教育部门的指示精神，告知我们高三学生不再继续受课，将分设拖拉机班、电工班和文艺班，面向农村需要大家自选分班，必须学习和掌握一门农村实用技能。
我是被班主任安排到文艺班的，任务比较简单，排练大合唱、演“三句半”和跳“忠字舞”等节目，手握毛主席语录到农村田间地头宣传和演出。高三上了不到半年就毕业了，三角函数等知识还是高考前自学的。
那一年国家已经不再硬性要求下乡，所以旧社会国高毕业的父亲安排好让我去当铁路电工，在那个时代属于相当不错的工作。但是到了6月份毕业季，我还是坚定选择了插队落户当知青。我要独立走路，自立苦炼。
这受母亲的影响较大，她要求我们8岁以后凡是自己能做之事都要独立去做，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缝补衣裳。
离校下乡的场面历历在目，我们两男三女同学胸带红花坐在马车上，师生们敲锣打鼓，夹道欢送，好热闹好激动啊！但是父母都没到场，也没有给我准备被褥，他们对我是失望的。
过去农村生活实在太艰苦了。青年点就是制瓦房西侧一间屋，一个大土炕，中间木隔断，外边住两男生，里边住三女生，土炕还要自己烧。如何吃饭是首要解决的问题，最后商定由同学黄金华做饭，工分大家均摊。
青年点旁边是公用厕所，热气腾腾的馒头一上桌，苍蝇落一层。日制炮弹壳做的钟就挂在青年点旁，特别响，队长一敲，心都要跳出来！
夏天铲地忙季，我们早上两点半起床， 三点半必须出村到地，否则扣工分。黄金华头一天夜里11点半起床做饭，第二天早上两点把面食和咸菜用报纸打包好，每人一份放在桌上，她就去睡觉了。黄金华做的饭菜十分可口，特别是馒头，好吃得不行。前年不幸患癌症去世，大家都非常想念她。
我们夹着纸包，扛着锄头，几乎是边走边睡。大雨浇个透，冰雹手捂头，因为路远旷野，只能忍受。北方农村蚊子特多，抽烟恶习就是这么学会的。
有一次拉小麦，由于女生无力绞紧绳索，只好帮忙，当我帮助第二个同学时，突然感到天黑一片，随之倒下，被紧急送到了大队卫生所，第一次知道这是中暑了。
在地里割茅草的北大荒知青。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。摄影/翁乃强
北方寒冬，零下30多度，“烟炮”刮得睁不开眼，但也要到野外刨粪积肥。春种、夏除、秋割、冬送，我样样都干过，留下伤疤刀痕无数，下乡使我养成了不畏艰难的性格。从未向父母要过钱，年终工分分红还能给家里一百多元钱，在当时也算不少。
我是高中入的党，又是青年点队长，属于“根红苗正”，不久被选调到县“基本路线教育工队（基教队）”。当时农村条件很差，几个人盖一床被子。
基教队有严格的“三同”要求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因此我对农民有基本的了解。这种艰苦生活对于农民来说是终生的，但是他们仍然乐观、勤劳、乐于助人。农民到了过年才肯杀头猪吃到肉，但是常请我们到家吃“杀猪菜”，唠家常，平时干活帮助知青接垄是常事。这种真诚关爱难忘至今，也使我受益终生。
坎坷高考路
1977年9月，小道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，大家都很兴奋并准备迎战。到了10月，正式听到恢复高考的广播通知，我们5位知青开始挑灯夜战。大家齐努力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教材，但实情是你问我，我问你，都不会啊！高三差半年，基础又不好，加之忘得差不多啦，无奈只好回校求助老师。
那个年代风气真好！老师听说我们要参加高考，比我们还高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随到随问，百问不烦，甚至帮我解题。他们好像无私帮助还不够似的，有时还留我们吃住在家，指导到深夜。
后来，我回去看望老师多次，但还是感觉做得不够。当时自己非常着急，需要补的基础知识太多了，真的是拼了，一周不上炕，困了就趴在桌上睡，醒了再学。
谁都不知道如何填报志愿，只好“自力更生”。午夜虽静，我却烦躁不安，走来走去，举棋不定。昏暗的灯光照着墙壁上仅有的一张全国地图，我凝视着它，渐渐有了思路：第一志愿报云南农业大学园林专业。那时幼稚的想法就是两省距离遥远且又是农科，苦难的知青不会再愿意到遥远的地方读农科，这样基础较差的我或许有望。
考场设在县城，大家只好步行八里，再乘火车，提前一天住在县招待所。考物理那天早饭后，我照例在走廊上背记动量守恒定律公式，太投入了。
忽然，我看了一眼借来的手表，不好，已经开考10分钟！我推门撒腿就跑，那真是拼了命。正值北方的12月下旬，寒风凛冽，雪花飞舞，竟然跑得我头上直冒热气。亏我年华二十，加之天赋短跑，只晚了20多分钟。
监考老师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狠狠地说，“你怎么才来！”，但没拦我。我跑得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不顾一切地径直奔向我的座位。此时的我，张着大嘴，喘着大气，心如敲鼓，手直发抖，连笔都握不住了，身心好久才平静下来。
1978年的高考考场。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。摄影/翁乃强
结果，解题步骤没写全，还有一道力学题没做完。无疑，物理考得最糟。但我真的很感谢他，很遗憾不知道这位监考老师的名字。那年黑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是《每当我唱起“东方红”》。据班主任讲，高考作文满分30，我得了29分，这得益于初中时看过刘厚明撰写的《如何写作文》一书。
高考失利，情绪低落到极点。有一天，同学捎信说，班主任找我有事。我低着头，迈进了老师的家门，还没等我开口，班主任就说：“金楼，有件事现在才告诉你。你是咱校高中阶段唯一的预备党员，我认为你第一志愿填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更合适。因此，我改了你的第一志愿，也希望你能理解老师的期望。”
听完此话，我真是欲哭无泪。心想，完了！我的求学生涯可算被您断送了。此时此刻，填报志愿前师生们议论该校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招生简章上的“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（哈军工）”几个字样至今还浮现眼前。
老师说，哈船院前身就是哈军工，是国内知名省内最好的重点院校。该校政审严，分数高，许多领导的子女都曾就读过该校，是优秀青年人向往的院校。原本填报园林植物专业就是一个或许，如今物理考试的不幸，加之志愿的提升，使得自己认定大学希望彻底破灭了。
没过两天，我的一颗切牙就疼了起来，侧脸肿得老高，像个馒头。我仰望着群星灿烂的天空，问老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，不让我读完高三，高考为何偏我迟到？我不是唯心主义者，但却企盼奇迹的发生，期盼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1978年2月初，邮递员老远见到我就喊，“金楼，金楼，你的挂号！”我急忙跑过去，一看是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寄来的。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此刻反而有点不敢拆信了，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。
这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了，大约只有A4纸的1/3，上面清晰的写道“赵金楼同学：你已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（哈军工）动力工程系内燃机专业录取”。白纸黑字，但我还是又看了一遍。没错！我高喊起来，“录取了，录取了！”连蹦带跳，忘了说声谢谢，忘了一切。
大学岁月
77级入学最特殊，三月初开学。我二月下旬启程，坐了一夜硬座，记得是早上5点多钟下的火车。当时哈尔滨零下三十多度，我戴着狗皮帽子，穿着一件黑色夹克，棉花都漏了出来。背着行李，带着碗筷，独自坐公交来到了学校。
报道之后，王指导员找我简单交谈了几句，任命我担任了77-311班班长，一直连任四年，这很少见。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最小的不足18岁，最大的四川老吴当时是带着两个孩子报道的，年龄相差近20岁。
文章作者赵金楼
那时候上大学不收费，助学补助分等级，我拿的是一等，每月19.5元，学校里的一切开销，教材、牙膏、伙食……都得从这里出。伙食很差，最贵的菜也就八分钱，白菜清水里面搞点肥油，能见到一两片肥肉就非常不错了。
也不是你想买什么就能买，买饭除了给钱还得给粮票。男同学一个月是32斤，根本不够吃，吃完了就得饿着，所以得省着用。这32斤里面只有四斤是细粮，其余全部是粗粮，像南方的学生就受不了它那大碴子，窝窝头，同学们都长得很“苗条”，见不到胖子。
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都想多学点科学知识，十分刻苦，我觉得这四年就是苦心学习，人人都一样。同学们手持卡片是一道亮景，卡片一面是英文，另一面是汉字。
31号海军楼有固定的辅导室，也是四年大家学习的地方，中午大都趴在桌子上休息。同学们从31号楼回到宿舍14号楼大都独立而行，买饭排队长达十几米，都是低着头背单词，非常专注。有些同学“吃书”，买本小英语词典，背会一页撕一页，然后再买一本再撕，现在我看不到此景了。当时那么厚的苏联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，同学们至少做一遍。
在那个年代，大家生活简洁，事也很少。记得只学过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政治课程，学时主要用在专业科学知识上。下午跟晚上从没上过课，只有上午有课，其余时间都去图书馆借书，再回辅导室自习。
哈船院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无论冬夏，6点吹军号，10分钟后要列队点名，跑步千米。定置化管理也是学校一大特色，四年饭桌固定，辅导室固定，座位固定，作为班长曾为同学调座位伤过脑筋。
军工的学生管理是出了名的严格，大学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，一旦被发现同时开除，基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因此，男女双行看不到，一男两女或两男一女倒是允许。回想起来，倒也有好处，养成了守纪律、做事有规矩的习惯。当年哈船院77级招生总数才600多人，女生不足10%，导弹系全是男生。
当时调皮捣蛋的同学见不到，但是维权意识很强。食堂的饭做得不好了，少斤短两了，为此同学们贴过大字报，画过漫画，罢过餐。有件事给我的记忆最深，在大一下学期，有位50多岁的老教师人很好，但是刚农村下放从教，讲偏微分方程，有时讲错，有时习题不会解了，很尴尬，开始同学们还上讲台帮助解题，后来联名上书炒了他鱿鱼。
我们本科论文（那个年代只有毕业证，没有学位证，所以还不能叫做学士学位论文）做了一年半，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真正做论文的时间又是多长呢？记得指导老师苏文地拿出一本几百页的英文原版《内燃机原理》书说，“你们三个同学拿回去翻译，一个月之后交稿” 。我们得用格纸一个字一个字地、工工整整的写好交给老师，可想翻译后的稿纸有多厚！
从教35年
1982年元月10日，系里管了顿散伙饭，没带学士帽，没有颁证仪式，我就如此简单地本科毕业了。那个时代，毕业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，基本没有挑选的余地。由于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，自然供不应求，加之年龄偏大者居多，因此绝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就业。我开始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国家干部局，后来又要我留校。
留校干了三年指导员（也兼点课），每个男生宿舍我都住一周，实行宿舍标准化管理，因此学生工作一直走在全校前头。时任校党委书记卓明同志在校《船工周报》第5期头版头条发表文章，号召全校师生学习。
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学校党委和省委几次选调过我，曾有过坐“直升机”经历。1985年11月，时任校组织部长李铁民说，黑龙江省120个处级干部候选人中我排名第一，直接任命我为黑龙江省教委大学党委基层处正处长，还把我的档案给调走了。我一个星期没去上任，因为这事李部长还挺生气说，“这不是你个人的事，你去有利于学校发展的”。感觉那个年代你做的怎样，组织上都能看得见，想着你。
我当过动力系指导员、团委书，负责过分配工作，受到的干扰不少，但不愿违心去做。我向校领导汇报说，还是想静静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多看点书，更充实一些，觉得当老师蛮好。
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职业生涯。从教35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认认真真，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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